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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三转一响”已经退出历史舞台，但它们却承载着一代人的特殊记忆。“如今我们的生活发生了太多的变化，远不止‘三转一响’了，但它仍然是我最美好的记忆。”生活在北京的王凤岐说。
62岁的王凤岐住在北京市朝阳门街道竹杆社区。1972年，22岁的王凤岐在一家副食店当售货员，虽然刚参加工作时，每月工资收入才17.8元，但她乐在其中。 彼时中国还处于计划经济时代，王凤岐每天不到8点上班时，店门口的老百姓就已经拿着盆儿排起了长长的队伍。“因为物品紧缺，买东西都要‘求着’售货员，而看似了不得的售货员最常说的就是‘等着等着’。”夏天家家都吃麻酱凉面，顾客总是说“师傅多给点儿，麻酱一人一两，根本不够吃，我都不敢让孙子来，怕还没回到家就吃没了。”肉类也是定量供给，但与现在的人们偏爱瘦肉不同，那时顾客都“求着”售货员：“师傅，要肥的，回去炼油渣儿，孩子夹着窝头吃。” 售货员的工作虽然光鲜，但也十分辛苦。王凤岐记得刚到单位报道时，就听说售货员必须会蹬三轮车，“我胆子特大，把煤气罐搁到车上，就去王府井换煤气，结果咣当一下撞到了树上。”年轻就是充满活力和干劲儿，不怕苦的王凤岐在单位总是抢着干重活儿。最让她记忆犹新的是每年冬储大白菜的季节，售货员晚上都要住在店里，凌晨两点就得爬起来从车上卸大白菜，因为五点钟天还没亮，老百姓就在已经开始在门口排队，等着领大白菜了。回想当年贫穷的生活，王凤岐不由得鼻子一酸落下眼泪。 “那个年代，国家实行粮食统购统销，按户籍人口定量供应，记得每月24号发粮票之前，我妈就去吃的少的邻居家借粮票，因为我们一家六口，我哥一人就能吃三个大馒头，定量根本不够吃啊。”王凤岐说，“我们副食店每个月的24日进行糕点盘点，这一天，售货员可以花2角5分买一斤点心渣，带回去给家里和街坊们吃。这可是几十种口味的糕点渣呢。”说到这儿，王凤岐破涕而笑。 1978年底，改革开放的大潮开始涌起。什么是改革开放，对王凤岐来说还是一知半解，但是政府说的“让百姓过上好日子！”让王凤岐实实在在地感受到，生活真的一天天变好。
“结婚时家里一穷二白，别说‘三转一响’了，连房子都是自己盖的。”但这种情况没有持续多久，王凤岐的先生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下海经商，家里开始逐渐富裕起来。“三转”，一个不少地全有了。 王凤岐的先生原来是服装厂的木工，手艺高超。“像缝纫机，我们是根本买不起，但我先生用别人淘汰的零件儿拼了一台，特别好使。”每逢街坊四邻借用的时候，王凤岐就把带轱辘的缝纫机推到院子里。崔大妈、张大婶儿时常过来匝被罩、鞋垫儿、小孩子的衣服裤子等。大家高兴地说，“这要是在外面可要花一块钱呢。”不知不觉，缝纫机“咯吱咯吱”的声音渐渐远去，商场里的服装玲琅满目，老百姓衣柜里的衣服也越来越时髦儿了。 20世纪七八十年代，手表是四大件中最奢侈的东西了，戴手表的人凤毛麟角。梅花表、上海表、北京牌手表、双菱表，都是当年流行的品牌。“虽然结婚的时候没买，但我们家那口子争气，第二年就给我补上了。”王凤岐笑着说，刚有手表的时候，逢人就问几点了？并把手腕高高地抬起来，让别人看见我有手表了。时光流逝，从机械表、电子表到全自动手表，手表的样式和功能越来越丰富，但王凤岐最珍视的还是当年的那些老手表，至今仍珍藏在家中的柜子里。 四大件里面，地位最高、使用价值最大的当属自行车。永久、飞鸽、凤凰牌自行车是八十年代名副其实的“豪车”，黑色“二八车”最受推崇，它不仅是代步工具，更是运输工具，诸如大白菜、米面、蜂窝煤，甚至家具等，几乎囊括生活中任何需要搬运的东西，因此每个家庭都渴望拥有它。自行车也是凭票购买，人多票少，只好用抓阄的办法来分配。幸运的王凤岐抓上了，当下就从商店骑回一辆飞鸽牌自行车。“那个高兴劲儿简直没法说了，自行车买回来后，我天天把它擦得铮亮，不舍得用就供着它，端详着它，上班还是走着去。”王凤岐兴奋地说，“那时候，自行车也是我的命。”有一次妹妹借车，不小心把车给撞了，王凤岐心疼地哭了好几天。现在，大街上再也没有了黑色“二八”自行车，取而代之的是速度更快的电动车、私家车，和遍布大街小巷颜色亮丽的共享单车。 |
